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建议，放开养老金投资限制，借助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积极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大力培养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也提出建议，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构建市场化投资运营体系。

“养老金还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压舱石’。美国人制度化地存了相当于135%GDP的养老金，我国的养老金基金仅占GDP的7.3%，差之甚远。”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向时代财经表示。成为

养老金还不是资本市场压舱石

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金资产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乃至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起着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以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的“401K退休计划”入市为例，它对美国资本市场长期慢牛及投资市场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长期、稳定的长线资金，促进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正在加速推进，如何让养老资金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董克用将中美养老金体系的三支柱进行了比较：美国的第一支柱以社会保障中的退休金为主，积累的资金买美国国债，截至2018年已经储备了2.82万亿美元；第二支柱，包括之前的DB（收益确定型）和现在的DC（缴费确定型），存了16.15万亿美元；第三支柱，个人帐户8.81万亿美元。总计27.7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35.55%。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截至2018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积累5.09万亿元人民币；企业年金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数据，积累了1.48万亿人民币；第三支柱到2018年底，可以忽略不计。三个支柱的基金加起来是6.57万亿人民币，还不到1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7.3%。当前，我国养老金委托投资规模只占了基金积累额的15%。

目前,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有近5万亿元结余，地区之间失衡比较严重，有的省（市）结余很多，有的省（市）结余很少甚至早已“穿底”，只能依靠财政转移支付。

“如果要委托投资，就需要集中到社保基金理事会去投资。不过，地方有支付压力，而投资又是一个长期行为，只有长期不动的钱才能用来投资，考虑各种因素，后续可投资的养老金增速也不会太大。”

董克用预测，今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可能还会下降，“地方收的钱就少了，自然用来投资的钱就更少了。”

“随着中国养老制度的发展完善，养老金入市增量更大的空间其实在二、三支柱的资金盘子。”董克用认为，在中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框架下，第一支柱是现收现付型，第二、第三支柱是积累型，后者与财富管理息息相关，也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

如今，有关养老金入市的呼声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董克用也坦言，“未来，第一支柱投资股市的资金依然会遵循稳健原则，保持合理增长。短期内，第二、三支柱的入市资金暂时还无法超越第一支柱的入市资金。”

养老金投资面临市场化转型

我国养老金整体投资规模严重不足，不仅是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短板，也意味着投资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有观点认为，制约养老金投资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建立一套专业化、市场化的投资运行机制，导致实际投资行为的偏差。“比如企业年金，给了大家30%的权益投资比例，但是实际根本没用足，基本不到10%，而且普遍存在长钱短考核的现象，就是因为市场化、专业化的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

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是目前指导养老金投资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此办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限于境内投资，投资领域严格限定，权益类资产比重不超过30%。

“养老金投资可以通过银行存款、中央银行票据、各类债券以及权益类产品综合投资，确保投资稳健，具体投资比例将考量多方面因素。”据董克用观察，目前很多产品并没有真正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不同特点来设计，同质化非常严重，有些产品挂了“养老”的名字，其实没跟养老挂钩，制度、政策供给上也不足，阻碍了供给的有效性。

“第三支柱试点中产品制的局限性是问题，还是希望今后能够转化为账户制，通过账户制认真建立唯一的账户，使老百姓更方便的实现税优，能够更方便的去购买产品。”

董克用认为，现代养老服务金融的需求非常广阔。“按照我们的退休制度，上60年代这一批人开始退休了。他们生育的时候正好开始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这一些人的养老模式将会发生变化，并且随着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他们对养老产业的需求和对产品的需求将会发生变化。”

董克用认为，养老服务金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对银行业、保险业、基金业等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很多机遇。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及互联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服务，提供银行理财、保险、基金等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

姜洋认为，应在国家政策文件和投资运行中鼓励和引导个人通过养老目标基金进行养老投资安排，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建立默认投资模式，将其作为默认投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建议，大力培养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意识。引导人们树立“尽早建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计划”的理念并付诸行动。保险公司要创新养老保险产品，进一步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和产品范围，让银行、保险、证券都能成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重要参与者。

稳健投资还是激进投资

对于养老金入市初期如何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市场上一直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应该参考美国模式，有的则认为应以稳健性资产为主。“二三支柱市场化运作，养老金长期投资积累是投资效率的重要表现。”济安金信养老保险事业部总经理闫安6月1日向时代财经表示。

闫安认为，养老金符合金融跨期资源配置的基本属性，一是通过在职期养老金缴费和投资增值，获取未来风险收益报酬；二是通过退休期的领取年金保险，实现长寿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因此，要从金融的角度研究长寿风险，“老龄化社会的长寿风险，不仅仅是保险业特有的风险，它还是社会性的金融风险。”

闫安认为，传统观念往往片面强调养老金的投资安全至上、稳妥第一，容易陷入无风险、低风险的资产，此类资产波动性小，收益稳定但收益率有限，但养老金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短期收益波动的风险，而是长期投资的复利增值效应和对抗长寿风险的需要。

如果“稳健型资产为主”的养老金投资效率达不到艾伦条件的“临界收益”，则二三支柱实际上“退回”到了第一支柱的现收现付，“这就有违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初衷了。”闫安表示。

“风险无处不在。如果收益率明显偏高，就要当心这背后可能存在的畸高风险。”保险界资深人士赵先森1日向时代财经表示，养老保险资金运用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其中，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顺序不能颠倒，一旦颠倒就会出问题。

“如果没有安全性、流动性为前提，收益性就会背负巨大的风险，一旦现金流缺失，带来的可能是保险风险、声誉风险等多种风险。风险之间存在传染效应，当发生一种风险的时候，往往引起其他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发生，挽回成本巨大。”赵先森表示。

闫安认为，“养老金受益人是最终承担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这是监管和养老金信托管理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与之匹配的养老金监管和运营体系。”

针对如何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构建市场化投资运营体系，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建立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监管体系，人社部牵头制度设计，财税部门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并保障实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专业监管；建立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引入开放、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构建长期考核和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专业化养老理财和投资顾问服务，建立政府、媒体、市场共同参与的养老投教和服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