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汉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晋时期要求笔画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书家无不充满对“雄浑”审美的钟情与推崇。“雄浑”作为审美范畴走进书法艺术，得益于民族传统心理对艺术的辐射、引领和干预，因为任何一种审美思潮都会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民族惧悚心理，奠定“雄浑”审美形成基础

面对电闪雷鸣、洪水猛兽、疫情疾苦等极端力量，先民心存惧悚与惊恐，这种心理从遥远得渺茫难测的洪荒时代就已产生。但从制作“第一把石刀”“第一个陶器”“第一个图腾”，人类就已开始排解、抗衡这种极端的异己力量。当人们无法抵挡、匹敌之时，便产生尊重恐怖与怪异的行为，企图以恐怖来反击恐怖，祈求自身平安康宁，这正是早期艺术中多出现丑恶凶残形象的主要原因。西安半坡村新石器中期仰韶遗址出土的鱼陶器上，鱼造型圆目、巨口、露齿、扬鳍，面目可憎;先秦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个个狰狞粗犷，强悍丑陋;其他艺术如舞蹈、诗歌等，不乏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负面形象。以难言的粗野力量、神秘的狰狞形象来唤发震憾，来克服惧悚心理，正是“雄浑”审美诞生的前奏。

基于这一民族心理和艺术渊源，早期书法弥漫着狂飙式的雄浑之风。诸如北魏碑刻，人们尽管评之“乱头粗服”“家鸡野雉”“草里惊蛇”，但又无不赞叹其强劲霸悍、刚烈浑厚的雄浑内质，正如清叶昌炽评北魏《鞠彦云》《吴高黎》两墓志时说：“寥寥短碣，森如利剑，可割犀象。”就是在南方古吴中一带，也有如《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等碑刻，其书体怪异莫明，张牙舞爪，南宋姜夔谓为“符书”，清郭宗昌讥为“牛鬼蛇神”，但这神秘形貌又透出无法让人抗拒的雄浑之气，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凌然角锐而令人不可侵犯，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对此一语中的：“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