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也参加了海登和舒尔茨海姆的聚会。近年来，英法美术学院多年来一直没有继续他的观点，但与之背道而驰。1814年，哈兹利特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英格洛--法国国立大学的特点的文章，以进一步完善他自己的理论--那年，拿破仑终于失败了。他认为，本质上，英国艺术家更有可能使用一种生动但有时是肤浅的概括表达方式，而当代法国艺术家更愿意牺牲整体，专注于细节和现实。

法国绘画被描述为一组清晰的、具有威胁性的事实，让人联想到最令人震惊的现代通讯系统--"电报机"。这个比喻可能来自于法国人所说的历史绘画"伟大的机器"(巨机)。哈兹利特可能认为是法国人第一次提出这个人不过是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拉梅特里(DelaMettrie)的"人是一台机器"(L‘Hommemachine)。奇怪的是，这种法国帝国的文化观念预见到了西方人所描述的苏联在冷战时期社会机器上的未知装备。

这种机械力量的威胁导致战后新发展的英国艺术学校的基督教运动。本杰明海登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他的战后日记反映出他认为伏尔泰反世俗主义的传播是对基督教文化身份的深刻威胁。就像在德国一样，来自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威胁使基督教世界的乌托邦愿景复活。布莱克是第一批赞扬基督教理想的英国人之一，他在耶路撒冷第三卷(耶路撒冷，1818年)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个被开明的思想家摧毁的欧洲视野，他们没有意识到，"是古典学者，而不是哥特人或僧侣用战争使欧洲变得荒凉"。

然而，直到19世纪30年代，复兴基督教世界的理想才得到充分表达。法国流亡者之子A.W.Peiran(A.W.Pugin，1812：1852)谴责法国大革命是"新异教"的最终体现。"在合同(合同第一版，1836年出版)中，佩兰强烈支持回归象征基督教世界完全统一的艺术形式，他的态度相当乐观。

天主教的信仰和情感并没有减少，但在不同的国家有着相同的效果。英国古代神职人员的阴郁墓碑与古罗马牧师的墓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拿破仑倒台后民族狂热的乐观情绪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损失的痕迹。民族复兴的理想和世界帝国的梦想一样虚假，因此一些欧洲艺术家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高调公开政治言论。许多重要的欧洲艺术家反对艺术在战争期间被广泛用于宣传的事实，他们决定摆脱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民族主义的繁荣就像拿破仑自高自大的世界帝国一样，被认为是一种幻想。这一过程促进了今天所谓的"浪漫主义"的发展。艺术家们致力于表达与创作有关的"个人"情感，或与与政治无关的自然力量进行内部交流。

表达对各种权力阴谋和各种政治空谈的强烈反感的艺术作品已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欧洲人对史诗般的启示录的热情催生了伟大的作品，如约翰·马丁(JohnMartin)的"大洪水"(洪水)、卡斯珀·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的"ArcticShip灾变"(1820-1821)和杰出的俄罗斯画家K·布里洛夫(K·布里洛夫(1799±1852)的"TheLastDayofPompeii，1830-1833"。"庞贝城的终结"成为俄罗斯第一件引起国际轰动的艺术品。这幅画本质上反映了在后拿破仑时代在俄罗斯传播的每一种绝望的预言：圣彼得堡即将被摧毁是对这座城市成为现代巴比伦的惩罚；西方的未来衰落和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崛起；俄罗斯日渐衰败的地主阶级的垮台；尼古拉斯一世(Nicolasi)独裁统治的终结。